【研究】李翎丨金刚手：匠人创造的神

From 李翎兰台挥麈 2019-03-30

犍陀罗遗存中有一个突出的形像：一位手持粗陋短棒状武器的武夫，这个看上去粗野的武夫却总是跟随于佛陀左右。这个形像是那么突出，以至于艺术史学者不能忽视他的存在，于是依据经典，武夫被学者辨识为：金刚手。笔者于2014年发表小文《早期金刚手图像考》[1]，在文章中讨论了金刚手与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的关系。结论是，这个受到地中海和波斯图像元素影响产生的形像，先于文本出现，但基本认定金刚手的夜叉身份。随着对更多材料的掌握以及田野调查，笔者发现，这个结论尚需修正和补充。因此，再写小文试图从图像学及印度古代文献中寻找这个神的更合理来源，以说明早期佛教艺术在尝试建立自己图像范式之时，大量借用已有的传统文化元素。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元1世纪前后，贵霜王朝治下的犍陀罗、马图拉成为两个重要的佛教艺术制作中心。这时期的造像，尤其是犍陀罗造像中，一个手持短钝状武器的匹夫形像总是出现佛陀左右。最早关注这个形像的一批学者集中在20世纪初期，即犍陀罗艺术被发现并进行系列考古发掘之后。如格林威德尔（A.GrÜnwedel）、约翰·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福歇（A.Foucher）等，他们基本上认为这个手持武器的形像对应的是汉文佛典中的“金刚手”（Vajrapāni），手中所持就是无坚不摧的“金刚杵”。按汉译佛典所载，犍陀罗造像中这个穿着粗俗、不修边幅、跟随佛陀身后的形像是夜叉王金刚手，他的职责是保护布道的佛陀。学者们进一步认为其形像来源，可能是印度教大神天帝释或希腊雷电之神宙斯，其中以格林威德尔的分析最为细致[2]。他在其著作《印度佛教艺术》中，依据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形像不同的金刚手分成若干型。如：宙斯型、厄罗斯型（Eros希腊爱神）、萨提尔型（Satyr希腊半羊半人森林之神）等。对于这个形像与印度雷电神天帝释的关系，印度学者库马拉施瓦密（Ananda K.Coomaraswamy）则持否定态度，他说：“（粗俗的）金刚手看上去并不似天帝释那样像一个大王”[3]。的确，在早期雕刻中，天帝释像一个真正的王族，身着华服、头戴高冠、双耳有大大的耳环，身后还有一把象征大王身份的伞。正如格林威德尔解释的那样：“斯瓦特雕塑表现的萨卡（天帝释的另一种说法）和他的随侍以及演奏竖琴的乾达婆，来拜访正在菩提伽耶附近石窟中禅定的佛……。右边，天帝释呈现为一个贵族形象，正在礼拜苦行者，持伞的随从紧随其后，他独特的王冠或头饰类似我们在马吐拉看到的样式”[4]。总之，认为这个形像就是佛教文献中的金刚手，在学者中基本达成共识，后来的佛教艺术史家基本沿用这个辨识结果。大约一个世纪后，2005年田边胜美发表了她的英语论文Why is the Buddha Śakyamuni Accompanied by Hercules/Vajrapāṇi?:Farewell to Yakṣa-theory[5]（《为什么是海格力斯/金刚手陪伴在佛陀身边：告别夜叉理论》）。在这篇值得一提的论文中，田边氏将日本学者整理材料的功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学术史这块，她非常详尽地梳理了关于这个形像的研究史，笔者就不再重述了。但是田边氏本人的观点值得在此提出，正如她文章的副标题“告别夜叉理论”，田边氏抛弃了沿用百年的“夜叉王”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这个持杵的守护者，不是什么印度的夜叉王，而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海格力斯（Hercules）。因为不可战胜、引导灵魂的希腊特征，海格力斯成为希腊世界旅行者的保护神，而佛陀正是一个到处游走的行者”。田边氏的讨论到此为止，但是我们知道，海格力斯战无不胜的武器是一根狼牙棒，而犍陀罗武士所持的短器，非常粗陋，既不像我们知道的“杵”更不是狼牙棒。遗憾的是田边氏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这正是笔者写此文的初衷。

通过笔者的田野调查和文献阅读，对于以上观点，即金刚手是不是经典中描述的密迹夜叉王？或者是不是行者保护神海格力斯产生了一些怀疑。理由是：

1. 如果说金刚手是佛典中描述的夜叉王，那么比对马图拉匠人雕刻的英俊夜叉，可以看出犍陀罗的武夫完全不是夜叉，更谈不上是一个夜叉王（图1）。

图1.佛陀接受吉祥草画面中持杵武士

2. 事实上，至少在4世纪之前的佛教文献中，没有提到佛身边有一个保护者“金刚手”。

3. “杵”是印度传统武器，手持杵的武士，即所谓“金刚手”是前佛教就有的英勇斗士，常见于古老传奇。而杀伤力极大的兵器杵，也并非天帝释独有。

二、广阔的文化背影

早期佛教艺术，表现的无疑是叙事性《佛传》，单尊礼拜像出现的相对晚，这是一个值得问“为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佛教的艺术化，首先选取《佛传》？这个问题的笼统答案是：大乘佛教。

佛灭后，原始佛教的艰苦修行和成佛无望的修行结果，逐渐成为限制佛教向大众普及的教条。僧团部分长老意识到，需要以更加便利的修行方法和更宽泛的戒条将佛教推向大众，这样“大乘”思想就萌芽了。大约公元1世纪前后，大乘思想基本成熟，新的教理许诺，经过专注的修行生活，人人都可以成佛，大乘思想赢得了更多的信众。僧团为了进一步树立佛教创建者乔达摩的超凡形像，于是历史性的佛陀被神格化，而神化一个历史人物最直接的方式是将他的生平变成传奇。于是神奇的《佛传》，在佛灭四五百年后被编撰出来。最早的佛教图像化时代，自然要选取《佛传》进行最直接的普及教化。大众需求首先促成口头《佛传》的制造和传播，口口相传原本就是文学的早期形态，继而出现图像和文本。

第二个问题，建立最早佛教图像范式的工匠是谁？

以犍陀罗艺术为例，通常我们认为那里的工匠是希腊人的后裔。之所以在那里、那个时候产生了人格化佛陀像，是因为那些喜欢裸体跑马拉松的希腊人对人体的迷恋以及人神同形宗教观念，导致了公元1世纪左右，突破之前“无佛”时代的佛教艺术迷宫，诞生了人格化佛陀像。1949年《斯基泰时期》的作者黎乌在他的著作中说：“输入或复制的希腊艺术品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当地（犍陀罗）艺术获得一种冲动[6]，这种冲动使得后来著名的犍陀罗艺术蹒跚起步。不久，佛陀的形象即呈现在此艺术中……”[7]，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答案非常可疑。

首先，早几百年，希腊人就在那个地方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没出现人格佛像？通过海路、陆路的贸易和战争，希腊人、罗马人到达现在的巴基斯坦地区，或者说到达神秘东方，包括波斯、印度西北部和西南部，可能早到公元前几百年。也就是说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就有欧洲人一路向东的各种活动（包括战争），将埃及、希腊、土耳其、两河流域、波斯的文化不断输入当时的古印度，但那个时候没有人格化佛陀的出现。所以，佛像的出现显然不是因为在那里的希腊人对人体的迷恋导致的，而是别有原因。其次，那些工匠也不可能是亚力山大留下的希腊人后裔。试想从亚力山大到佛像出现已经过去200多年，经过近200年至少6代人的异化，那些后裔肯定本土化了，不会对希腊艺术语言记忆如此清晰。笔者认为，不是后裔而是新进入此地的希腊、罗马人才是创造佛像的主力。活跃的商贸和人文交流，使犍陀罗一带源源不断涌入新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其中就有到处承接委托的工匠组织。只有新移民来的人，才会有对本土文化熟悉到骨髓的自然表露。

学过艺术史的人知道，从犹太教中分化出来的基督教，产生初期属于地下秘密宗教。4世纪之前，与早期佛教的“无佛”艺术类似，基督教艺术完全使用象征手法。牧羊人或鱼代表耶稣、羊羔代表信徒、船代表教会、鸠鸟代表圣灵等。目前我们能看到人格化耶稣的最早基督教艺术在公元4世纪以后，当我们把犍陀罗《佛传》浮雕和最早的基督教《耶稣传》浮雕，放在一起时，你一定会惊呼：它们看上去是一伙工匠做的！这正是本文要谈到的核心问题：大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犍陀罗这些罗马工匠，可能属于沿海名城庞贝的艺术家。这个文化、宗教、经济非常发达的古城在不幸毁灭于公元79年的火山爆发前，存在了约500年。那些手艺术高超的艺术家和他的弟子们，完全不必发愁生计，庞贝众多的庙宇就是他们的生存来源。诸多庙宇的装饰需求使匠人在有生活保障的同时，日复一日不停的雕刻各种神灵，这些繁重的工作练就了他们高超的手艺。当然这些活跃的艺术家，不仅仅只为庞贝城的庙宇打工，他们可能经常活动于地中海与向东的商路沿线城市，当然包括艺术繁荣的贵霜治区。但是，当伟大的庞贝城毁灭后，工匠来源变得混杂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造像水平有高有低，有的甚至可以说技术非常拙劣。这些手艺或好或差的匠人，纷纷到当时繁荣的贵霜人地盘混饭吃。当这些罗马人开始接受贵族或僧团的委托，为了某种愿望或礼拜塔的装饰制造日益大众化的佛陀形像时，一个全新的艺术范式，通过这些工匠熟练的技术和试验性的摸索产生了。当然，希腊、罗马人只是大量佛像产生的次要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大乘佛教的普及和神化乔达摩的宗教需要。

图2.仿制佛传画面结构的公元4世纪耶稣传浮雕

如果说，早期佛教艺术仰仗迦腻色伽王带来的和平与对宗教的宽容，那么，早期基督教艺术则完全因为康斯坦丁对这个新宗教的好感。在贵霜人的艺术走向成熟时，托康斯坦丁的福，基督教成为地上宗教，公元4世纪初（312年以后）得到官方认可的基督教蓬勃发展。雕造佛陀生平的工匠，也被委托制造耶稣传。相对于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只善长表现古典希腊、罗马诸神的工匠，对新兴基督教的艺术化完全没有概念。于是，这些罗马匠人以熟练的现成技术：《佛传》，轻松“复制”了耶稣生平的表现。正如《佛传》所体现的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槃、调伏醉象、千佛化现、从天降下、猕猴奉蜜等特定的“八相图”一样，早期耶稣传浮雕，也选取了几个特定场面进行表现，比如：道成肉身、马厩诞生、出逃、最后晚餐、钉上十字架等。在构图上，从保存不多的早期作品看，这些叙事性画面通过科林斯式石柱分割，与犍陀罗的《佛传》布局一致（图2）。在传道的耶稣身旁总有一个武士，当然，武士通常手持宝剑。只是将金刚手手中的杵稍稍作了改变：一个东方的兵器杵变为西方的宝剑，于是佛教表述轻松变换为基督教叙述。当然，这中间的文化转换，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创造与双向交流活动。因为，我们不仅仅看到犍陀罗的罗马式佛像，同时在遥远的西方，我们也看到《佛传》一样的《耶稣传》、欧式建筑内陈列的《耍蛇人》、有着印度发式的罗马英雄胸像等（图3）。一个是佛教语境、一个是基督教语境，但画面的一切几乎相同。这些类同提醒我们，图像《佛传》的产生有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丰富的文化元素共同滋养着一种新艺术的诞生。

图3.罗马柯尔幸宫（PalazzoCorsini）收藏的公元3世纪有着印度发式的男子胸像

三、持杵勇士

以上，笔者大致描述了《佛传》图像的草创，当然，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佛传》，而是《佛传》中的一个次要人物：金刚手。因为这个特别的神手持所谓的“金刚杵”，那么这一节要解决的问题是：杵，是怎么来的？厘清这个“小”问题，才能明了金刚手的来历。

从文本看，《佛传》中乔达摩一生的所谓“重大时刻”并没有得到特别强调或划分。那么，在造像中选取哪个时刻表现、怎么表现就来自工匠或委托者的理解。理所当然，人们会认为在一个专注于布道的圣人旁边，要有一位强壮的武士，虽然在《佛传》里没有提到他。这个战无不胜的勇士，手里要有最具威力的武器，时刻警惕来自外道的危害。这就是我们在犍陀罗佛教雕刻中看到的金刚手，按印度传统准确的表达是持杵勇士。

S.奥登堡(Serge d’Oldenburg)认为：对于早期金刚手的出现，佛教文献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8]，笔者非常赞同其说。后汉译《修行本起经》、西晋译《普曜经》和唐译《破僧事》中关于《佛传》的记载，都没有金刚手的身影。最早描述关金刚手的文献，是西晋竺法护译《密迹金刚力士经》，在这部经中，提到金刚手手持金刚杵，在佛身边保护佛陀。但是语言了了，提到金刚手其目的在于说明，这个行迹不定的“密迹金刚”，宣说了密教最根本的：身、语、意三密，所以金刚手（密迹金刚）成为佛教后期密教阶段的重要神灵[9]。西晋的《密迹金刚力士经》之后是《增一阿含经》，相比于其他《阿含》，《增一阿含》成书要晚的多，汉译为4世纪末东晋僧人僧伽提婆所译，推测梵文本或为公元3世纪末或4世纪初。至少写过《佛传》的马鸣时代，这个跟随佛陀左右的金刚手，在传说的乔达摩生平中没有或完全不重要。《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二记︰“密迹金刚力士在如来后，手执金刚杵。”这话看起来，没有比西晋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有更多的创造，完全是该经的复述。7、8世纪密教流行后，金刚手突显，其地位大大提高。8世纪初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将《密迹金刚力士经》编入卷八，其中记︰“金刚力士，名曰密迹，住世尊右，手执金刚。”但是，显然对金刚手的描述从西晋到唐没有太大的发展，金刚手的重要性和更详细的描述体现在《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10]中，但这时距犍陀罗金刚手时代已经过去700年左右了。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金刚手这个形像，是先于佛教经典出现的。

既然不是依据经典而造，那么金刚手何来？笔者以为，这个形像的最初灵感来自“前佛教”的印度传统勇士。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之《杵战篇》描述了一场人、神持杵的大战。首先，通过故事可以看到到杵是古代印度主要的作战工具，用杵作战可以达到双方“惨死”的程度[11]。其次，持杵的勇士有大神天帝释、大黑天以及各种法力无边的苦行仙人。在《杵战篇》中，讲到大黑天之子商波，受到仙人的诅咒，生下一根又粗又长的可怕铁杵。国王下令将这根诡异的铁杵砸成细屑扔进大海，但是当战争打起，铁杵屑产生的威力，使人们抓到手中的灯心草变成一根根可以穿透一切的铁杵，结果父杀子、子杀父，最后族人全部灭亡。

从文字转换为图像，必须深知某些细节。那么，汉译的“杵”是个什么样的古印度兵器？

从上文故事描述看，印度古兵器杵，可以理解为类似一根粗壮的棍子，与中国成语“铁杵磨成针”中的杵似乎相同。事实上，棍子确实是印度从古至今常常使用的器物，古代修行的僧人，都是手持一木棍，这根木棍用途很多。游走时可以驱蛇虫、赶猴子，可以探路，还可以乞食时用于弄响叫门。中国佛教艺术中表现的华丽锡杖，在键陀罗、印度古代佛教图像中完全不见。目前，印度已经没有佛教僧人，但是其他教派的僧人仍然手持木棍。木棍、水罐是僧人的标配。甚至现今印度的警察在执法时，配备的武器就是人手一根木棍。保存至今的唐密持杵神图像，表现的杵是一种两头尖的短兵器，似乎可以理解为棍子的精致化。当然，后来发展出有分叉的“三股”、“五股”杵，或是来自《杵战篇》灯心草化形为金刚杵的传说。反正这个结构简单的杵器，法力异常，持杵而战将使战争非常惨烈。但是犍陀罗工匠表现的杵，从造型上看完全不是细长的棍子状，而是方头方脑的短粗器，让笔者感觉它看上去更像一块大骨头，笔者怀着这样的疑问，通过《摩诃婆罗多》果然印证了这个感觉。

《摩诃婆罗多》第一篇《初篇》讲述大鹏金翅鸟来历之第“二九节”中，有一段讲因金翅鸟盗走不死药而得罪诸天神，从而与大神天帝释发生了打斗。如所周知，天帝释是雷雨大神，手持“雷电”即传说中最凶猛的武器杵，而所向披靡。当他挥舞大杵打向天神之敌金翅鸟时，虽然受到大杵的猛击，金翅鸟却毫无损伤。金翅鸟嘲笑地对大神说：“我要向那位仙人致敬啊，他的骨头做成了你的金刚杵！”[12]由此可以推测，印度古代传说中威力无比的武器：金刚杵，其实是一根骨头棒子！从形状判断或许是一截粗壮的腿骨。但这根用来作杵的骨头，显然不会是普通人的，它必须是仙人之骨。“仙人”是印度古代文化中一个特别词汇，传说他们是修大苦行者，可以呼风唤雨，可以预言、诅咒、赐人恩典、让处女生子，总之仙人们都是法力无边的圣者。许多贵族女子为了有一个神圣后代，会到森林中找持戒仙人结合。这些仙人具有金刚不坏之身，他们的骨头如钻石般坚硬不朽，如果具有一把仙人骨制成的大杵，那将天下无敌。所以印度传统大神天帝释的杵，就是以仙人之骨所制。因此，图像《佛传》中这个手持大杵的武士，是印度传统观念中的勇猛武士。手中的兵器金刚杵，就是一根大骨头棒子（图4）。

图4.此铺佛传浮雕中持杵武士所持杵非常写实地表现为骨头形状

不同于印度工匠形式化雕刻语言的表现方式，以写实技巧著称的罗马工匠，几乎真实地再现了一根腿骨状的印度兵器：杵。笔者通过这个微小图像，进一步说明佛教中的重要神灵金刚手，是来自“前佛教”的传统武士，他不是依据佛教文学进行的再现，也不是罗马匠人不负责任的把大力神海格力斯直接从希腊世界搬过来的结果。金刚手，这个罗马雕刻家手中诞生的佛教神，从远古喧嚣的杵战场走来（图5）。并且诚实的雕刻家告诉我们，那个在佛教文献中被极力夸赞的“金刚杵”，原型不过是一块大骨头。当然，是圣人的金刚骨！

图5.佛陀身后扬起拂尘的持杵勇士

事实上，虽然杵是根骨头棒子，但如同将法螺以金属装饰一样，印度人对这根骨头也作了一些装饰以使之更具威力。准确地说，在印度语境下的“杵”，更接近中国古兵器“锤”。通过近当代印度本地艺术家的描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古代神器的形状（图6）。但是写实的罗马工匠大概并不清楚这个骨制兵器的形状，只是通过传闻，将之粗略表现为一根朴素的骨头。而汉译梵典，最初的译师理解出现了偏差，将顶部有一个大头的Vajra，对译为中文棍子状的“杵”而不是更加形似的“锤”。于是，误解从此延续下去。

图6.当代绘画湿婆大神像表现的大神一手持大杵

结语

综上，本文的结论是：一、金刚手是罗马工匠依据讲故事的逻辑，借助传统持杵武士创造出来的佛陀守护者，犍陀罗造像中的“金刚手”没有夜叉特征。二、金刚手形像先于文本而出，他的出现启发了僧人在以后的文献中编写了相关的系统文献。但是通过文本可知，佛教文献中最初记载的这位金刚力士非常简单，看上去更像是对造像的描述，而不是在宣示一个伟大的神灵。并且证明，至少在公元7、8世纪密教流行之前，金刚手在佛教中并不重要。

[1]拙作《早期金刚手图像考》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A.GrÜnwedel: Buddhist Art in Indra. Translated by Agnes C.Gibson. 1901.London.pp.88-95.

[3]Ananda K.Coomaraswamy:YakṣasEssays in the water cosmology.1993.DeLhi.p.91。

[4]Vincent A.Smith: A History of Fine Art in India and Ceylon，1970.Bombay.P.55.

[5]Katsumi Tanabe: Why is the Buddha Śakyamuni Accompanied by Hercules/Vajrapāṇi?:Farewell to Yakṣa-theory. From: East and West,2005.Roma.

[6]汉译本用了“冲动”一词，英文本对应词是reaction，笔者以为“回应”比较合理一些。即作者的话可以理解为“作为对地中海艺术的回应”犍陀罗艺术出现……。参见荷兰莱顿1949年英文版，第91页。

[7][荷]J.E.范·洛惠泽恩-德·黎乌著，许建英、贾建飞译《斯基泰时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8]Serge d’Oldenburg: A Note on Vajrapāṇi in Buddhist Iconography.自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Jan.1917).pp.130-131.

[9]金刚手发展为密教的“金刚部”，为金刚界五部之一、胎藏界三部之一。金刚界部主是五佛中的东方阿閦佛，具有能产生万物之德，相当于四季中的春季，表示众生之菩提心如金刚杵般坚硬，虽经污损而不朽。

[10]《大正藏》39册，1796号，一行记《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简称《大日经疏》，《大日经》是善无畏与一行禅师于公元724年译出，《大日经疏》是善无畏讲解，一行笔录完成。

[11]参见[印]毗耶娑著《摩诃婆罗多》卷六，第十六章《杵战篇》，译者黄宝生、葛维钧、郭良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2]参见[印]毗耶娑著《摩诃婆罗多》卷一《初篇》，译者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4-85页。